1964年7月，我初中一畢業(yè)，打算扛上農具就守在縣城的家掙工分，誰知不久接到武安縣高級中學的錄取通知書。

　　在那個年代全縣只有一座高級中學，全縣40多萬人口，一年才培養(yǎng)90個高中生，我已屬于接受繼續(xù)教育的佼佼者。可國家剛度過三年困難時期，我家吃飯還處在“瓜菜代”的狀態(tài)。母親長年有病，弟弟讀小學，只靠父親一天只有的三毛錢的工分收入，很難供得起我讀高中。

　　但我還是稀里糊涂地入了學，早上灌滿進一碗南瓜高粱或玉米稀粥。上到兩節(jié)課肚子就開始咕嚕，餓的只盼著放學的鈴聲響，下學回到家下頓還是填不飽肚皮的飯，我決心退學掙工分，父母反對，但拗不過我最后還是同意了。

　　我找到班主任、語文老師張大周，說出退學的打算。他語重心長地說：“建設祖國需要文化，不能失掉深造的機會。”張老師還告訴我，學校已決定免收我的學費（每學期3.5元），每月再給3元助學金。另外張老師批準我周六、每周日抽兩天可到地里出工，但必須把課趕上。沖著張老師的那片心意，我勉強留了下來。

　　又過了兩個多月，一位初中同學在一家鐵工廠去當合同工，他要我搭伴。我上學的心又動搖了。那天下午，上完自習課，趁教室無人，收拾好我的課本和文具，溜出校門，第二天就在鐵工廠上了班，張老師和同學來了個不辭而別。

　　此后，張老師每天晚上派出同學，三五一伙到我家做我返校的工作。他們講學校的事兒，介紹學校課程進度，表白老師和同學對我的友情。最后，張老師領著四位和我關系最好的同學來看我。他們帶著全班42位同學給我寫的信，還帶著一冊嶄新的《新華字典》送給我。字典的前頁上附著張老師和全班同學的簽名。最后落著一句話：“我們一同走出母校。”這冊字典是全班同學湊錢買來的。張老師和同學對我的熱情深深感動了自己，我含著淚告訴張老師和老師，我一定和同學一起走出學校。

　　回到班上，張老師在全班會上講說了歡迎我返校話語。他大概怕再有同學退學，像慈父般地對我們講：“我們走到一個班，有了讀書的機會，咱們都要努力學習，決不能讓這個課堂走失一名同學。少一名同學，將來國家就可能少一根棟梁！”

　　后來，一場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，學校被迫停課鬧革命。張老師雖沒遭批斗，但列到“臭老九”的行列。我沒有參加學校的派別，又告別了張老師，決定回家種田。張老師送出校門說：“沒想到有今天，你到家也不能放松學習。”

　　51年過去了，我沒成為一根建設祖國的棟梁，命運安排我到煤礦當上工人，可在井下扛過木梁，鐵支架，雖然事業(yè)沒成，但對社會也有份貢獻。那段學生生涯，雖然沒得到什么文憑，但張老師為使我不輟學，獻給學生的那份苦心以及他那種敬業(yè)精神，永遠會鼓舞著我。

　　作者：仙人球